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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发布日期:2021-08-16浏览次数: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前清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1905年在他21岁时参加前清的“府考”,中了秀才。1921年元旦,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这一天,谢觉哉来到一些绅士中间,他告诉绅士们:“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这说明,谢觉哉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救国上。

    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新年会议,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主持会议的何叔衡,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激主义”。通过这次会议,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也正是从这时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此,谢觉哉十分关注并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自中共一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兴起热潮,谢觉哉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10月22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943年5月1日,谢觉哉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指出:“我就是这样于40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

    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共产党人的真经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来到毛泽东住地。此后,谢觉哉就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秘书。一天,毛泽东嘱咐谢觉哉拟一个通知,内容是召开一个县级主要干部会,讨论查田定产。谢觉哉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出乎意外,这个不足千字的通知,被毛泽东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他问毛泽东:“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只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谢觉哉说:“‘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经过反复学习毛泽东亲笔删改的文稿,谢觉哉意识到了:首先,会议内容是查田定产,自己初到中央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翻身农民,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且要他们听得懂,这一点他忽视了;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的人必自备碗筷、被帐,这是他没想到的。谢觉哉感到这样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所写出来的稿子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

    这一年,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谢觉哉跟着毛泽东一起进行了这次调研,深得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艺术。谢觉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毛泽东将自己视为学生,将农民视为先生,这让谢觉哉十分感动。从毛泽东身上,谢觉哉学到了共产党人的真经——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谢觉哉曾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得起试验:杀头、坐监、上电刑,灌辣椒水,平常得很;钞票、洋钱、汽车、洋楼、漂亮老婆,满不在乎!脑子里装的是:真理、革命、奋斗、牺牲,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谢觉哉曾教育党员干部:要认定共产党员不可能且不应有特殊享受,共产党不是反对享受的,他正在要创造全社会的富裕生活,但他反对在多数人没有改善生活时,少数人生活独好。

    “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作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谢觉哉从大革命后期就开始从事党的司法实践活动。1949年初,他和沈钧儒、张志让等司法界人士讨论研究废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问题,并为党报撰写了一篇《废除旧法律,建设新法律》的社论。他主持召开华北人民政府法律问题座谈会。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建议将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觉哉被任命为校长。

    对于党执政以后怎样对待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能多做事即心安”。当时,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家乡的人想来北京投奔他。谢觉哉在给儿子的回信中,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农,指出做官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以此劝告子女亲友不要有特权思想,应自食其力。这句话还有一层含义:作为共产党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使命,必须早起晚睡,廉洁奉公,以为党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为己任。这也是谢觉哉自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对自己的一贯要求。他担任内务部部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1950年的大水灾,灾情涉及全国16个省。他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根据他和内政部的建议,在全国开展社会互济和节约运动,中央各机关半年多时间捐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华北军区6个月即节约粮食300万斤。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的灾情基本上停止发展,严重的春荒度过了大半。

    对人民的冷暖无限关心的谢觉哉,对家人对子女却要求极严。因此,早在延安时期人们就称他:“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