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硝烟的革命年代，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他矢志不渝，铁肩担道。他一生三次大难不死，其中有一次子弹擦着他的太阳穴、斜穿他的口腔，被打穿脑袋的他还是奇迹般活了下来，连毛泽东都说他是“阎王不要的人”。他就是曾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为抗日战争政治工作作出卓越贡献
罗瑞卿是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对于我军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的建立、内容和方法的总结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罗瑞卿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集中的研究和阐述，在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38年，罗瑞卿受毛泽东的委托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为了让罗瑞卿集中精力写书，毛泽东让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窑洞里。一个月后，罗瑞卿完成了书稿，毛泽东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这是在战争年代篇幅最长、全面详尽系统阐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各方面问题的专著。
1940年6月，罗瑞卿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他始终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战斗力的源泉，要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努力加强政治工作。对于政治工作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关系，罗瑞卿认为军队建设必须有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与之相适应，如果没有政治工作建设，军队建设任务的完成就没有保证。1940年10月，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为了更加顽强地进行反击，罗瑞卿提出，要大大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顽强性首先就必须大大提高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八路军政治部对于军队战斗力顽强性的标准有具体的规定，那就是要能够同敌人胸接胸地进行白刃的扑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罗瑞卿认为更有依据这一标准以大大提高我军战斗力顽强性的必要。我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部队战斗力顽强性的养成，从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产生出战斗力的顽强性。为此，罗瑞卿指出了发挥政治工作顽强性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必须有最好最深入的政治教育；不断提高的军事素养；坚强的连队支部；强健的体力和高素质的政工干部。可以说，八路军指战员依靠我军优秀政治工作所鼓舞起来的顽强战斗力，经过3个月的英勇奋战沉重打击了敌人，取得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取得平津战役第一个胜利
罗瑞卿不仅在政治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而且在作战指挥上也成就斐然。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于1945年9月到达刚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在我党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后，罗瑞卿被任命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他据理力争，及时反对和揭露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联合攻打大同和集宁过程中，面对傅作义部，罗瑞卿及时独自发报晋察冀军区转报军委：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兵力分散，若傅作义增援，不好对付。结果，确如罗瑞卿所言，大同、集宁两地之敌并不好对付，但因前线指挥员求胜心切而分散了兵力，导致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在虚心总结教训之后，晋察冀部队于1947年转入反攻。在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中，刘少奇、朱德推荐罗瑞卿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朱德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赞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在随后的作战中，罗瑞卿和杨得志司令员一道发动了多次战役。在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率部佯攻徐水、抗击援军、主力南下，将国民党第3军的半数1万多人全歼，生俘军长罗历戎。这一仗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中共中央称赞此役“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
罗瑞卿等将领率部在石家庄一举创造“夺取大城市之创例”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在平津战役中，罗瑞卿任政委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成功完成了在新保安对国民党军第35军的围困和歼灭任务。面对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第2兵团主力在冰水中渡过大洋河，黑暗中向北飞奔。我英雄的第12旅更是率先将第35军牢牢“定格”在了新保安。在将第35军包围后，罗瑞卿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围而不打”的命令，他高兴地对司令员杨得志说：“这锅饭到底做熟了。”一位参谋插话：“这锅山药蛋都要煮烂了。”罗瑞卿挥了挥手说道：“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啦！”可以说，罗瑞卿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国民党第35军，取得平津战役第一个胜利，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被毛泽东称为“罗长子”
罗瑞卿身材高大，被毛泽东称作“罗长子”，并说“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早在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见到个子高高的罗瑞卿，问他是哪里人，现在干什么？当他听说罗瑞卿是四川人时，感到很惊讶：“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却都是长子。”从此，罗瑞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称号。第二次反“围剿”时，罗瑞卿负伤了，当朱德总司令得知消息后，马上派总部的医生去抢救。然而，由于伤势太重，加上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罗瑞卿受伤后不久就引发了严重并发症而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只听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人却说：“棺材还得做得长一点，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然而，为罗瑞卿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昏迷数日后，竟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罗瑞卿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在工作中，他将新闻报道中的“六个W”运用于侦察工作，提出每一个案子都要做到“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聂荣臻曾说：在我们一军团，干部错了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在长征中，罗瑞卿除了行军外，大量的精力放在主持保卫局的日常工作上。在过草地之前，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德等随红一军团行动，罗瑞卿明确要求坚决做好中央首长的外围警戒，保证绝对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第一任部长，兢兢业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女儿回忆：“为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父亲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缜密无懈。毛泽东每次外出巡视，父亲都亲自部署安全警卫工作，亲临现场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是公安工作极端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罗瑞卿组建了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在罗瑞卿指导下，对警卫工作中的门卫、出入证管理，首长身边警卫和驻地警卫人员的职责，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形成了警卫工作的一套方针，奠基了新中国的警卫制度。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1955年9月，罗瑞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中央对于公安部的工作相当满意，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只要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